我的故乡俗称寨里，老人们说土寨围村留有四门，应急守卫，万无一失。到我记事的年纪，寨墙颓圮，多已不存。而我家院后却正有一段残遗，杂草丛生，荆棘纠缠，乌酽酽的高过了屋脊；半腰间一棵古椹，苍翠如盖，遮阳挡雨，满护了那厢摇曳的厅堂。儿时的乐事，除了从奶奶床头的瓦罐里扒出几块发霉的饼干或几枚皱枣，便是一窝蜂爬上寨坡，提了脚在刺窝里拔来查去摘酸枣，打马底凳接二连三爬上老树够甜椹。衣衫列斜，舔着豁牙回家，大人们也不责骂的。待他们磕完鞋土，擦把汗脸，便把我们兜里鼓鼓囊囊的红枣紫椹捏来吃，那一番酸里带甜甜里含辣似乎很能扫除一晌大干社会主义的累乏，咝咝咋着嘴说牙要倒了。他们小时侯吃的多了，也比这好吃多了。
　　要说野餐吧，这也不太是。毕竟偎了家边，只算房前屋后的勾当。况且那千年古寨多有禽虫出没，乌鸦怪叫惊飞，壁虎脚下溜窜，青藤根儿有时扑闪着花蛇的绿信，黑蝎子又翻卷了高高的毒尾尖蜇来，小孩子家唇润齿醉之际，每每不免心悸。心悸归心悸，这等美事傻瓜才不干呢。我们的贪搀走险倒不在乎清冽的滋味，而实在是为了疗饥。因为，你知道，那时尽管顿顿有东西吃，可肚子里常觉空洞得很哪。
　　手脚麻利的二哥是我们的班头，上窜下跳，惯于扒高上低，衣裳扣时常七零八落，一年四季，几乎是半敞着怀，露出黑都都的一段肚皮。他胆儿大，笑牙牙抓蛇束在腰上，或是提了尾巴尖儿舞之如轮，呼呼生风；还很仗义，为了寨崖那晶莹红珠似的大酸枣，小腿肚竟被蝎子蛰的又粗又亮。他被提着耳朵揪着回家了，当我躲在门后摩沙兜里那滚圆的大红枣时，隔墙噼啪有声，分明是在他的光头皮上响起来的。第二天见到他，我掏一大把枣捂给他，他摞一颗进嘴，嘎蹦脆响，还拨剌着青头皮，挤眉弄眼，神秘的对我说那大红枣还有一窝没摘完呢。
　　寨外村口便是场，齐腰小墙围着，方方整整一大片，里面一排排瓦屋似的，满是麦秸垛，玉米杆垛与花生秧垛。秋风又起，瑟瑟透寒，可玩的去处既少，可寻的野味又无，而可恶的肚子的空旷又使人没有存心玩耍的雅兴，少不了簇拥了二哥在墙脚下密谋。“有了！”二哥一指场，满眼生辉。于是我们便抱了肩，敌后武工队似的，猫腰溜进场去，爬上花生秧垛，刨坑趴下，翘了腿儿拣秕瞎儿吃。秕瞎儿是不算花生的花生，可怜兮兮的弃儿，零星的夹在秧里，黑皱皮软，干瘪少仁儿。而不停地扒来刨去，也能碰到玉米粒大的子儿，香香甜甜，妙不可言。我们一排溜蚕食着本属牛马的美味，毕毕咂咂，谁也不再言语。头上乌沉沉的是天，寒鸦凄雁逼了云边疾行，幽咽声声，仿佛来自天涯绝路；枯枝上早已经霜的最末几枚残叶也终于飘零四散，旋荡到我们的耳边手畔。旷野一片肃杀，阴森森的寨墙又把我们和生人隔开，大人们无聊中或许在打理着过冬的火坑吧，反正我们兴味正酣，忘记了平日间的一切。
　　然而我们终于不得不望场兴叹了，一则我们胆小，对公家的一草一木万不敢有滥取之心；二则我们又决非如时下的少年那样悠闲。疾风扫落叶之际，我们的活计多是背了背篓搂柴火。槐栝里树密叶厚，软绵绵的，遍地斑斓，要挥耙子干起来，半人高的大柳条篓子，不过半晌就满。打发优裕的时光的办法，一是蒙了眼睛在曲如游龙的老树杈上晃晃悠悠的捉迷藏，再就是搞野餐。清炖鱼或煮鸟蛋也曾干过的，又香又沙，就着秋风吃下，端的是野味十足，余香满口。不过，从家到地，从地到家，一路背个行军锅，麻烦；况且鱼呀蛋的，不下河就得扒房檐，又何尝容易得手。干脆，很多时候我们就焖红薯吃。有时从生产队队部，有时从谁的家里，这东西到不难弄的。残秋衰草季节，蝉嘶蛙鸣变成了油蛉的浅吟低唱，槐栝里也自有融融的乐意。小不点儿们巴巴地跟着我们，人前脑后，殷勤得发腻。我们倒像是将军，吆五喝六的，选地势，挖灶坑，捡坷拉，撸胳膊扁袖，忙得不亦乐乎。这活儿，您别看不大，这真有点儿讲究，地要硬实，太沙了散架，挖不成窑，行话叫滑坡。灶呢，口大肚小，一边儿斜开个风洞，填好红薯，沿灶口儿用鹌鹑蛋大小的土块儿边垒边收，最后圆顶，成小窑状。炉灶烧红了，圆顶烧红了，随了突突的青烟，香气也吱吱溢出来。小伙子们一个个蛤蟆似的围了灶窑咂嘴。“是时候了”，掌火的二哥挥起八面透风的鞋匍一声砸下去，大伙们七手八脚推土掩平，再横竖撒上些烂草叶伪装至不露痕迹了，便噙着香味儿四散开来干活儿去，还不时回眸一望那令人神往的妙不可言的神秘所在。野烟四起，篓子早满了饿，我们又一窝蜂的扑过去，挤挤挨挨，人头攒动，蛤蟆似的围了炉灶，一人一块，在手里摞来摞去，霍霍吹着热气，小心翼翼揭开皮儿，里边焦黄焦黄的，真是心急也吃得热红薯，也说不得烧来烫去，便忙不迭满享用起来。我们想啊，毛主席吃的好东西大概也只能这么棒了。

　　看看夕阳西下，二哥幽幽地唱起来；“天爷儿落，鬼推磨；推起小妞当窝窝，推起小子当蒸馍。”鬼也俗气，重男轻女。不过，反正我们可不愿意被他们当野餐吃了，便一抹小黑嘴儿，背起背篓，沿了蜿蜒的黄沙小路橐橐而归，消没在雾气缭绕的暮色中。

        很感谢胡君的挽留，使我这次顺访故地有了意外的收获，见识了时尚的教授s先生。
        胡君要了两杯碧螺春。茶馆清幽，摆设简洁素朴，没有繁腻的富贵气，也没有古色古香的沉闷气。青葱的燕尾竹脉脉陪侍在一边，浅艳幽香，笼了藤几前嘤语的品茗人。屏壁上悬着几幅字，左近一副，书兼行隶，但又绝非章草的，我与胡君还磕磕绊绊辨读了一番。

        “再呆半个小时，四点钟还有末班车。”老同学再次诚挚挽留，我不好拂人美意，捎带缓解情绪，去了趟洗手间。回来，席间竟多了一人，我还疑心走错了位置。胡君赶忙起身给我介绍：“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s教授，正说着呢，真巧就来了。”我忙不迭地趋前握手，一打照面，眼熟，洗手间里见过，我推门进去，他正抖搂裤子整装出来。胡君和他很熟，但说话依然客气，对我称誉s教授学问怎么怎么的，并且就是春来茶馆的策划人及讲座教授，云云，场面话照例说了一通。s教授竟黄颜泛光，激动起来：“我是师大的另类，有人认可，有人不认可，不过，不认可的也逐渐认可了，等那帮穷货们醒过来，我就遍地开花了！”听说我也是修习训诂的，s教授大笑：“训诂？和老吕一样，知不知道中文系的老吕？一辈子抠弄字眼，唉，那是图啥咧。”接着又笑。

        真不可思议，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也似乎不能改变其中的什么。十八年前，我刚入大学，一个什么节假日，微阴，校团委学生会组织什么活动，我一时好奇，闷头闷脑挤进人群，瞧见中间正有人伏案作书，一气呵成，书竟，略一端详，目不斜视，飒然而去。一时掌声四起，引得外边的人越发往里面涌，最后，我也争得一条横幅，正文为三寸变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边题是寸草小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当时喜欢得不得了，慕名访问，得知书写者乃政教系有才华的助教s老师。再看眼前这位，年近半百，一脸风尘，竟是当年英姿勃发的s老师么？由书斋到出入各色时鲜的道场，您可是脱幽寒而至通达了。恕我不敬，在您满身的江湖气中，您当年的儒雅潇洒之气倒还依稀可辨咧。

        但我不便捅透，因为他也曾是吕先生的学生；我更不想攀认，因为他，时尚，得意；我，守旧，落魄，尽管时至今日我仍有向学之心，而和他，早已是道不同了。可怜哪！

        茶，我是再没喝一口，心里壅堵得很。吕先生学承章黄，一辈子淡薄名利，潜心治学，虽年近古稀，仍手不释卷，其学似山，其德如神，我们最佩服的，就是其坚持学人操守的伟大人格。若是为了图点什么而不顾自己的良知与责任，抹上文化的 口红给人伴舞，或披了教授的道袍为人做法，谁愿意干谁干去。甘守清贫者，也并不怕谁笑的。

        正谈着，又来了一位，说是s教授一起的，也是教授。真乃三生有幸，寒窗四年才见过几位教授，这一会儿就认识俩！且说这位，较s年弱些，面寒而矮，形容瑟缩，通体不见一丝清爽气，但观其言语间的恭昵之态，当是s教授的追随者或同道无疑。浊气涌溢，令人不堪。而不待我们动作，s教授仿佛有急事似的，已不耐烦和我们谈了，收拾起自家的宝贝，说是要到首善之区的某大学做访问学者了，这就去赶车，上路。两位教授，一前一后，一高一矮，夹着黑皮包，匆匆走出了茶馆。

        他们又跑到祖国的心脏去搞什么名堂呢？禀性难移，我不禁又发了无聊的疑问了。

    师院算得上是标准的大杂院。三教九流，形形色色，每天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可并不热闹。这主要由一校之主的师生的性情定。干瘦的教授们呆头呆脑，镜片后面是一双乏眼，拎个旧提包轻飘而匆忙地走动，既不堂皇，又不轩昂，从头到脚，活脱脱的俗人样，与想象中的非凡大相径庭。虽然如此，这些不张扬的人身上却有一股硬硬的力，逼得你禁不住要惶惑或自惭。而学生们呢，散落于大院的各个角落，读书清谈，各任其事，虽傲气却斯文。至于其他烧水的修鞋的之类，尽管也少不得，可毕竟不成体统。刚入学时，想到大学的神圣，看啥啥稀罕。后来习以为常了，便无聊起来，课上课下也由拘禁持重变为油滑。有意无意，总想从那沉闷的城堡中逃出来，揽点赏心悦目的什么。

    很快，我们就发现，校园东墙外那条没头没尾的宽大的卫河是个好去处，河滩上有草有树，高低错落，阔气点说也算是丛林吧。据常在河边游走的人说，傍晚时分是众人的天下。男女老少，一簇一拨儿，从象牙塔里钻出来，在水草树的掩映中亲近夕阳，悠游低语，倒也正是学院中人惯常的消遣。而中夜既临，人影渐稀，该走的走了，余下的几多人儿都找到了自己的天地，彼此的心跳声是那样的清晰，星空不语，杨柳低垂，除了涌动的诗意，一切都仿佛不存在了。

    我愿意依河傍柳，源于消愁解闷。其所为者何也？一是生性孤僻，逃避热闹，独自寻幽觅趣，在我，是天大的乐事。二则是出于对前途的失望。三么，青春期到了，情绪纷乱，碧云流水，斜月黄花，总是遣情引兴的媒伐吧。

    西湖之美，素有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雪湖，雪湖不如夜湖之说。卫河不是名胜，有的只是芜杂与朴野，但在我心里，其可意却并不亚于西湖的景致。大约因为素不罕见的缘故吧，卫河的晴、雨、雪似乎没有牵动过诗人的情思。我不是诗人，殊少兴会与丽句。而独于卫河映月的遥渺，觉得别有一番滋味。月亮升起来了，清澈的蛙鸣在草间起伏，烟笼长杨，月落翠柳，妩媚是有的，但枝头密叶在清辉中愈发黯然。飒飒弄风，神秘之中略含着阴森，总之是和了泛白的细碎的水波，且使虚无缥缈的幻觉里夹带些恐怖。

    侧身师院，我是颇有些怅然的，深感莫名其妙的无能为乐的痛苦。同楼的男士们于读读书之外，踢球、访友、求偶、写信、加餐、卧侃，红红火火，忙得不亦乐乎。女同学呢，花枝招展，在人缝里飘来飘去，袅娜自怜，不能说没有风韵。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却一向只能远之。热闹和惬意都是他们的，我独自去我的卫河。路上枝叶扶疏，多是我一人走着。而穿行其间，仿佛老朋友携手相伴，口虽无语，心头却热乎乎的。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我呢？可惜我又是孤单的。有时露水珠扑簌扑簌迸落，凉意沁人心脾。恰是着了一枚嫩刺 ，我的沉寂的心，或许竟会忽而灵动起来。听，河水汤汤，竟也很有些欢快的节奏了。然而，逝者如斯，夫子往矣，何求乎淄帷之林，何求乎休坐杏坛之乐呢？弦歌鼓琴，终究如这夜的清新，毕竟只是一瞬间啊。寻幽而倍增伤感，罢了，罢了，不如归去。

    学问虽说是个好东西，可教授之类生硬的颁布令人窒息，于是急惶惶逃向卫河；而隔岸回眸，仰视那从深沉的城堡里透出的夜读的红烛的光芒，想到不倦的老师兄孔仲尼杜少陵之流，虽蔬食瓢饮却顶天立地，又惭兮兮奔回校园。校园嘈杂，而卫河也不叫人润贴。树欲静而风不止，又能怨得了谁呢？

    好在，我还有情。暂且忘却一切忧虑，且去追寻卫河当月的浪漫情调。

    因为一向亲近维特与宝黛，中文系的学生大都不免于多情。即便是羞怯怯深藏若虚的，也愿意有觅得知音一抚心曲的机缘。我胆小，又不能免俗，正襟危坐读诗书的当儿，一不小心就会联想到颜如玉。只可惜貌非潘安，才非宋玉，总是送不出或招不来秋波。出于不平，遇见情人或宛若情人的男女，便作蔑视或无视状。其实也曾收到过秋波的，热烈而灼人，因为来自一位低年级的相熟的小妹妹，黑大有力，脾气还豪放，吓得我逃掉了。蒹葭苍苍，月色茫茫，而佳人何在呢？当我低回自怜，瞥眼秋色，却正有一位五光十色的笑吟吟的女郎向我袭来。娇小华美，双眼玲珑，一件半旧的红方格夹克衫使她平添许多英气。背影尤其美妙，神秘的长发使人愈发想见她的明目皓齿，以及流光溢彩的俊爽。秋风乍起，秀发飘忽，残荷衰柳也布满了诗情画意。对着不远不近玉人倩影，默然凝视，使人疑心置身于仙界异境。你是谁？缘何与我如此呢？她只竖起第二个手指头，“嘘——，有缘自来，无缘自去，且欣赏这卫河的无边的风月好了。”韵转流波，意带烟霞，其情分明是无以相辨了。

　　《庄子》很难读，其障碍，除了玄妙的思想，还有玄妙的用语。应当说，此书问世两千三百多年来，有些思想我们没有弄懂，即使强作解人，也实在是耍一耍捕风捉影的本领；更令庄周这小子笑死的是，他灵机一动，刀笔一转，弄出来的一些词句, 竟让历朝历代的博洽之士们绞尽脑汁闹尽了笑话，就像二百多年前的大才子曹雪芹一样，恶作剧似的弄了一些气杀人的谜语，任谁也无力破解。也许庄周并非有意为难我们, 因为他既不想借香草美人以避祸，又不想仗无题诗以传情，似乎不存在遮遮掩掩故弄玄虚的动机，可以说，其遣词造句，也实在是老老实实地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读不懂，问题当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您要不信，请看看我给您举的这个例子。

　　《庄子》内篇第四《人间世》里有一句话：“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古代的解者不少，且看这些先生们是怎么解的吧。

　　郭象：“ 举国而输之死地，不可称数，视之若草芥也。”

　　向秀：“蕉，草芥。”

　　崔譔：“蕉，芟刈也。其泽如见芟刈，言野无青草。”

　　卢文昭：“蕉，亦通樵，故可训芟刈。”

　　郭庆藩：“家世父曰：蕉与焦通。《风俗通》：‘水草交厝，名之为泽。’‘若焦’者，水草竭枯，如火爇然，即《诗》‘如惔如焚’之意。《左传》成九年：‘虽有姬姜，无弃蕉萃。’班固《宾戏》：‘朝而荣华，夕而焦瘁。’蕉焦字通。《博雅》：‘蕉，黑也，亦通焦。’陆氏《音义》引向云草芥也，崔云芟刈也，并误。”

　　以上，郭、向、崔、卢，加上郭庆藩家大伯，共五位，解“蕉”字分作三派，一，草芥；二，芟刈；三，烧焦。有意思的是这位郭大伯，引经据典，别出心裁，解蕉通焦，毫不客气地一言判定向崔皆误，实则他比别人误得还猛。不过还真有人信，王先谦说：“国中死民之多，若以比量泽地，如以火烈而焚之之惨也。郭嵩焘云…….”

　　古人虽然学问扎实，但有时候死脑筋发作，也不免干些圆凿方枘的活，自然是龃龉难通。

　　这句话有两个难点，一，句读；二，解词：量，蕉。正确的句读是建立在正确的理解基础之上的，某以为，这里的“蕉”字，从《说文》，生麻。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处的“蕉”不是长在地里的“蕉”，而是割下来的“蕉”。产麻地区的人都有这样的见识，麻割下来之后要打成捆，人腰来粗，一捆一捆扔在水里沤，沤到一定时候，麻就容易剥下来了。《诗》曰：“东门之池，可以沤麻”，描写的就是这种情景。庄子的立意是要表达死者之多，就像水地里横七竖八的麻捆。这个比喻确实很形象，它来自于切实的活生生的生活经验。他怕读者不好理解，专门加了一句说明：“以国量乎泽”。“量”，即“比做”。您瞧，这样解释的话，全句之意不是豁然而通么？联系“杀人如麻”这个成语，那么，本句必然断为：“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写出如此精到且有生活气息的句子，妙手偶得，叫人没法不佩服；而定格为这样的句式，主干割裂，又容易使人误解，如果写成“以国量乎泽，死者若蕉”，岂不更好么？谁知道这位漆园吏爬格子时是咋想的。庄子往矣，咱们问谁去！

　　言必有据，不知则阙如，是训诂学的法则，或曰优良传统，这体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违反这种科学精神，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结果就会让人觉得多少有点大荒山无稽崖的浪漫主义气息。比如，奚侗《庄子补注》：“‘国’字涉上‘轻用其国’而衍，当断‘死者以量乎泽’为句，‘以’犹‘已’也，“量”，满……”稍有旧学底子的人都知道，这样解释不符合古籍的脱衍规律，是削足适履。而北大教授陈鼓应先生从之，在其《庄子今注今译》中将此句译为：“死的人积满了山泽好像干枯的草芥一样”，可以说是集诸家误解之大成了。

　　除了临贴习字，现在很少有人接触《三字经》、《千字文》、以及《百家姓》了。人们普遍认为，作为流传于千百多年的旧学启蒙读物，这些蒙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当然，作为课堂教材，他们是不会回到学生们的案头了。但若要考察一下这不起眼的小书的历史功绩，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些有趣且有益的东西。

　　中国古代教育以经学儒术为主，入馆发蒙，首先是识字，这是通经明义的基础。“三、百、千”包含常用字两千多个，这恰是初级读写水平所必备的，其可靠的适用性自不待言。而且集字为句，精炼押韵，易记且终生难忘。学龄儿童的心理特点是记忆力强，脑子里固有信息的干扰少，记忆效果清晰持久。古代教育家正是抓住了这一年龄特征进行规范的文化教育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句句成义，通俗活泼，音节谐美，即使不经讲解，反复诵读之下，也可明悉些许内容。形式上的美感和信息的有序性，又给记忆的全面、迅速、精确和巩固带来很大便利。汉语言文字的魅力得到一定的展示和感知，寓教于乐，其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相形之下，现在的识字教育就显得有些散漫，既缺乏量的明确性，又无识记的相对集中性，边学边忘，串不成串。好些中小学生（包括大学生）过不了文字关，错别字连绵不断，恐怕与没有专门的系统的精良的识字教本不无关系。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文史不分家，发蒙之后，渐次而上，则是浩瀚驳杂的经史子集了。这些书籍，言文俱深，包罗宏富，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常识，简直不知所云。为了便于学子们升堂入室，《三字经》、《千字文》着意融入了有关自然、地理、人文、历史、修身、治国等诸方面的基本内容，为将来攀登书山起一些引导、铺垫作用。由此而进，即可找到学问的门径和宝藏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这种从小培养专业知识的教育方法至今仍有巨大的运用价值。

　　最后，《三字经》、《千字文》还有一项极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受教育者进行理想人格的熏陶。马克思说：“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他的统治就越巩固。”所谓最杰出的人物，不外乎德才两方面。除了才识，品德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素质，是正义力量的化身，其水准高低，直接反映着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三字经》、《千字文》用很大篇幅讲到了忠孝节义、仁慈廉退、知耻自强、见贤思齐、慎独内省等人格修养原则，剔除其历史局限的封建糟粕，这些大都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道德标准的一般标准，因而也是行之有效的。中国之所以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并且在历史上涌现出那么多高风亮节、流芳千古的仁人志士，不正是从小就进行长期持久的理想人格的教育的结果么？世界教科文组织及一些西方国家将我们早已弃之如敝履的《三字经》列为修身教本，其用意自明，其眼光不可谓不敏锐深湛。俗话说，学好百日不足。修身习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从小抓起，将其渗透到启蒙教育阶段，在孩子纯洁的心灵上打上不可磨灭的善的烙印，无疑对他们最终成长为理想的人有着难以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部蒙书，集识字、求知、修身于一体，其用心之良苦，用意之深远，值得我们深思而明鉴啊！

有位妇人满不错,可是备受冷落。后来略施小计，把她男人搞了个神魂颠倒，成天围着她转。据可靠消息，其绝招是五大妖态，画愁眉，施啼妆，挽堕马髻，迈折腰步，露龋齿笑。您想，再不招眼的女人这么一折腾，老天爷，那还不娇羞柔媚，风情万状，可怜煞人哪？怕是古刹高僧瞟上一眼半眼也难保晚节。因而至墉老弟推杯弗饮，大发感慨，色盲与色狼也就一步之遥，多少本可以有些出息的男人，就是这么给搞掂的。注，当前多见于婚外恋中。

有位先生熟背史记汉书，旧学功夫不浅，一本《论语》读了五百多遍，一遍有一遍的心得。我想，《论语》又不是河图洛书，玄机密布，奥妙无穷，读五百遍，想练功啊？老先生一听就不高兴了，“大，成，至，圣，先师的书，那是金玉良言！你知道什么叫大成至圣先师么？”我确实不知道，我只知道孔子是其父母野合所生，三岁没了爹，十七死了娘，虽有九个姐姐和一个瘸腿哥哥，他也幸福不到哪去。终其一生，怎么说呢，有学问，但不识时务，四处碰壁，简直就是个令人同情的倒霉大叔。他的最大亮点是语文学得好，遇事很会总结，甭管有无道理，话是说得漂亮。老先生气得要死，连呼打住打住。他宁可用头走路，也不愿意让人这样糟蹋孔子，尤其是说孔子是其父母在尼丘山僻静处一次下流之做的胚子。说不服这位先生，至墉老弟推杯弗饮，大发感慨，惑于一些八不着边的谰言，多少本可以有些出息的读书人，就这样给搞掂了。

很多人争相传阅池莉描写下岗者灰色人生的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他们相信里面一定有快感，于是满书里找快感。

很多人争相传阅毛新宇的贺岁书（爷爷110岁）《爷爷毛泽东》，尽管里面只有毛泽东而没有爷爷，尽管全书文不对题，不见一点亲情味，枯燥得像是一册陈辞滥调的革命史教材。

很多人争相传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四十二岁的女人的自传《我的非正常生活》，因为她的头衔是，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著名文士章含之的亲女儿，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继女，著名导演陈凯歌的前妻……

有一则寓言说的是，驴姑娘去相亲，驴妈妈使出浑身解数给女儿装扮头花，驴老爹有点反对，说花里胡哨未必就好，驴妈妈曰：“我也不想瞎忙活，可问题是蠢驴们就认这个！”

我有一位要好的高中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整整三年，情意很深厚。年龄上，他稍长于我；学习成绩呢，大致说，则稍次于我。印象中，在班内，他一直位居中游。对课本，也算下功夫。文科类的，又读又写，忙忙活活；做数学题，紧锁眉头，全力以赴，不过像是有些力不从心。期中期末考下来，看看名次，也不大见他有焦虑或痛苦状。较之我们这些汲汲于分数者，他常常显出一些罕见的通达与大气。因为，功课之外，他读书驳杂深厚，多是些古今中外的大部头，有时我们简直闹不明白他静处一隅埋首捧读的究竟是些什么。这不免引起我的好奇和敬佩。好奇，敬佩，就想近距离观察，即使不能一览无余，起码领略一下所谓百官之富，宗庙之美，红墙之内到底有些什么货色吧。这一接触，一观察，让我大吃一惊，无论为学还是为人，他似乎都不时露出一些矛盾迹象，有时则简直不能顺理成章。

比如说读书吧。当时，我的古文功夫浅嫩，囫囵吞枣读点什么散碎文段，磕磕绊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须臾不能离手，基本上属于文言阅读小儿科。他呢，已经读起《昭明文选》了。课下闲聊，听他说什么六臣注李善注，顺藤摸瓜，看到他抽屉里的宝贝，不禁骇然。且说这部书，繁体竖排，大字正文加双行小注，密密麻麻，是中华书局整理的胡刻本的缩小影印本。因为打小摩挲家里仅存的几部幸免于文革之难的线装书，对这种版式和字体，我并不陌生，或者说还有几分特别的亲切感。可细看内容，从头到尾，六十卷，赋诗书赞碑铭诔序，等等之类的，几乎不能懂，令人气急。他摆弄起来，沉着投入，像是津津有味。语文老师瞅见了，大概是在课堂上吧，当场也没说什么，走开了。看老师的表情，毫无表情。是不敢说什么，还是不屑说什么，直到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也莫名其妙。《昭明文选》高深典雅，是汉魏六朝文学的精华。按如今的教育水平，甭说中文系大学生，文学博士也不一定敢拿这部书读着玩。一个高中生，敢碰这样的经典，其语言功力，绝对不可小觑。顺水而下，做文章自然也应该别有模样。因为照老杜的经验，作出好诗的秘诀是“精熟文选理”。不知道什么原因，老师评讲作文，朗读佳作，没选过他的，而且连批语也不见有令人振奋之辞。有人疑心这其中或许有什么偏差，拿他的作文给别的师辈看，都说晦涩，不单是立意，某些地方文句也不免与顺畅有距离。说实话，读他的文章，我也有同感。抛开遣词造句的可商榷之处，他似乎并不认可我的委婉的建议，意味深长地一笑了之。阅读那么高深，然而下笔粘滞，考卷上的文段理解也和其他同学一样错得糊里糊涂，那么他的学问都到哪里去了呢？

很多同学觉得他怪异，在佩服与疑惑之间，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他。他父亲是学校的老校工，管理一方菜园。课余，多是晚自习之后的星夜，我们几个常随他进园打牙祭。碧绿清新的园中有座简陋的小屋，除了浅浅的浇菜的流水声，悄无声息，星远夜沉，恍如世外桃源。我们的影子在昏黄的窗户上晃动，他父亲知道准是我们又在七手八脚地煮面条，便会掐一把什么菜叶送进来。吃着面条谈天，其乐融融，在我们，是三年高中生活里最美妙的享受。谈天多是学习以外的内容，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胡吹乱侃。他高兴起来，口才也好，我们听着新鲜且受用。谈鲁迅东京求学，谈钱玄同在章太炎的讲席上爬来爬去。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他也看过了，里边的插图如何精美云云。《安娜_卡列尼娜》《镀金时代》也是那时送我的，他还提到南非的一位什么作家，小说比数学还难懂，等等。我们都佩服他的博学，脑子里不在编的知识甚多，远过当时的某些师辈。每当这种时候，他都容光焕发，寸板下面的脸格外生动，仿佛有着无穷的魅力。功课学得似是而非，何以记得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呢？我曾怀疑过他的记忆力，后来，慢慢地若有所悟。项羽学书不成，学剑不成，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活在性情中的人，由着兴趣之路漫游，所谓得失利害，大抵竟至于不去顾计了。

性情中人的好处是自得其乐，有几分潇洒气，坏处是，不通世故，有几分迂腐气，会令人莫名其妙。他的性格偏于急，坦荡且执著，爱恪守古训，生怕做错什么对不起人，有时竟不免闹出笑话。

有一次夜餐毕，收拾好碗筷，他说，有一件为难的事，苦恼了几天，拿不定主意。他一本正经，我们也屏神静气。听完了，有人笑出来，嫌他小题大做，神经兮兮。我是目击者，清楚事情的原委，也觉得认真得不是地方。那天下雨，讲台边放了几把伞，撑开控水，他不小心，砸坏了一把，女班长的，当时很少见的漂亮的折叠伞。我们的班长大气，说说也就过了。他倒成了大事了，搁在心里沉甸甸的，横竖下不去。他打算照賠，可不知从哪里买。直接给钱，又觉得俗气。什么方式才算体面且实用呢？他怕再拖被视为耍赖，受到腹非，急中生智，决定买几本书，等值补偿，去掉一块心病，也算是解脱了。我们暗急这策略的正确性，但知道他的脾气，不敢说什么。果然就弄巧成拙。次日中午十二点一下课，他抱过一摞书直奔班长的座位，嘭一声扔下，也不看人家，只说“给你书”，仿佛逃掉一般，扭身走了。那时代男女不说话，班长尽管一向很开朗，众目睽睽之下，也窘迫不已。当天晚自习放学，教室里还有几个人没走，班长又把书还他了。他呼一下站起来，急了，几乎是大怒，说“你为啥不要”。班长的表情也不好看，但沉着，说“不明不白的，我不能要”。屋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都不知所措，他声色俱厉，“啥叫不明不白！”因信守做人的礼节而酿成冲突，其尴尬与窝囊可想而知。几个要好的同学过去抚慰，纷纷拿走书给他台阶下。我顺手拿的一本是《柳亚子诗词选》，二十多年了，还一直跟着我。我的藏书数千种，来历也五花八门，只有这一本最奇特，既不是买的，也不是赠的，而是—究竟算是怎么得的呢？平时偶尔找书碰到它，我都会想到这一幕，不觉百感交集。纯厚固执，不通世故，闹笑话还是其小者，其大者是不由自主，出现人生的败笔。

他太善良，待人如亲兄弟；又很别扭，对话不投机者，冷颜峻语，不肯通融，有时竟至于剑拔弩张。这种性格做诗人可以，因为有趣，为人处世有戏剧性；但绝对不可以做俗人，因为过分的丁是丁卯是卯，不注意圆通容纳，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因小失大。看他二十多年来的经历，从上学到参加工作，从娶妻生子到养亲交游，有多少事都是因小失大的呀！朋友们干着急，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就他那脾气，谁又能说什么呢？

我已经十几年不见他了，间或听到他的零星消息，也都是不如意的居多。据说很落魄，可他又何尝腾达过呢。总之是，收入微薄的工作丢掉之后，江河日下，生计艰难。他一向不屑于求人，即便是亲如弟兄的同窗；更不会变通或投机，只好靠了自己的筋骨低着头回乡务农。每想起他，我都是既难过又无奈，徒然感念他当年对我的百般呵护和救命之恩。不善于经营人生，学识和生计对不上号，所谓不成材的才子，古往今来也不少。对此，谁也不敢简单地表示同情，因为，那简直等于蔑视。我一直在考虑和他沟通的方式。有时实在太想念了，就抽出他送我的书看几眼。那部《昭明文选》早已泛黄，这么多年来不敢辜负他的期望，我已经读得差不多了。我要找他去！想那时，“辍耕之垄上”，拍拍浑身的尘土，执手相见，席地而谈，他会考问我的读书心得么？

吕夫子年过半百，博极四部九流，是位饱学之士，道德文章都堪称师表。然而他却远非大名士，显赫一时，眩人耳目的，因为我进入大学校门前从未听说过他，但此公也决非寻常之人。有次闲逛书店，新出的一本大书《文化史辞典》，编撰者自序本书承吕友仁先生审阅，谨表谢忱云云，令人有惊心动魄之感，貌不惊人的陌生的瘦弱先生霍然高大、亲切起来。

其时我等刚入大学，吕先生何许人，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至于他还是系主任，也似乎和我们不相干。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倒使我们颇觉吕先生的存在了。那时我们以时代的骄子自居，风流自许，连逛街也煞有介事地背着书包， 大学生气十足，其实学问尚不到一知半解程度。所谓浅薄便不免有轻狂气吧，对老师讲课颇为挑剔，偏喜欢揪点瑕疵，茶余饭后指戳不休，言下且有不能敬服之意，与如今流行的不平家们一边吃肉一边骂娘殆为一路货色。多数老师睁只眼闭只眼，倒也相安无事。可巧有位先生，牌子老，脾气大，上课一本正经，声若洪钟，而其甚为得意的高头讲章竟与我们手头的一本小书有一字不易之妙！天机泄露，哄传一时，学生们眼咪咪望着讲坛上摇头晃脑半已陶醉的先生吃吃发笑。一来二去，这位先生终于觉出课堂气氛活跃得异样，拍案大怒，厉声弹压，无效，便拂袖而去，扯了吕先生不依。气跑老师，我们也心虚，及至听到告状的风声，大伙面面相觑，吓得咋舌。一时课堂上低眉敛目，规矩得像初中生。未几，一位陌生的先生来了，而那位先生就再也没露头角。据说，是挨了批，躲进深闺熬夜自修去了。这桩公案如此了结，作为学生，我们自是感佩不已–亏得吕先生大冒夫子气，持正袒护，否则我们也许会吃不了兜着走。而在教师一面，当时虽未引起轩然大波，我们总疑心吕先生后来被架出中文系，抬上尚无踪影的古籍所之长的宝座与此不无关系。可怜我们当时只顾为有吕先生这样方正负责的领导而激动，哪里晓得害之不浅且有一丝不安之情呢？

吕先生由此便深受学生敬重，都知道他人品高洁，一身正气，这在人欲横流，机关算尽的龌龊世道里，尤其显得珍贵。大一没有他的课，我等虽心慕却无缘一睹他为师的风采。偶尔在校园里见他骑一辆旧车，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去，两臂撑着把，直盯前方，车子和身体一般僵硬，清癯的脸上毫无表情。以貌而论，他很容易使人想起清寒的民办教师，倘要寻所谓学者教授的光彩，似乎通体茫茫皆不见。泛白的蓝中山装不知道陪伴他有多少年了，什么场合都披挂上阵。有一天我们竟见吕先生旧貌换新颜，西装革履，与以前大异其趣：分明是大学教授了，可又仿佛不是了吕先生。一访问，方知吕先生出席什么学术会议，不知怎么弄得一套行头，十足的中学为用，西学为体，大伙看了不免暗笑。我曾和一位稔熟的青年教师谈起吕先生的有高才而无卓卓风仪，他说，这是大雅，良贾深藏若虚，大家风范莫不如此。胡适之博士翩翩少年便做了北大教授，风流倜傥，可永远是长袍，不求奢华，标准的中土文士；陈寅恪游学欧洲十四年，洋不洋？做堂堂清华国学院导师，却穿棉裤打裹腿！这自然别有一番意趣。不过吕先生却是既有高古之气，又为世势所造，时髦不起呀，不似胡陈的专意为之。说到学人的困窘与尴尬，这位青年学者大发感慨：然而吕先生真是了得，《说文解字》滚瓜烂熟，文章接二连三发表，手头还有一部七十万字的专著！我明白了，吕先生是执着的。在那心猿意马的日子里，我只要一见到甚或一想到吕先生，就仿佛被人敲击着脑门说：矢志不渝，走自己的路去。

吕先生学识淹通，口才却不见佳。他治训诂学，到大二便教我们古代汉语。神秘的老夫子终于亮相了。广征博引，阐幽发微，那是没得说的。可就那一口结实的乡音和似断又连的表达，老让我们觉着听课比他讲课还吃力，因此好些慕名者炯炯有神的目光渐趋暗淡了。我倒全神贯注，恨不得将他的每句话都锁进脑子里。他一边讲一边写，砰砰一板又一板，浑身粉末。两小时下来，我累得手指酸疼，吕先生用衣角擦擦镜片，似乎兴尤未尽，抱起那一大摞书，说：“下次再说吧。”

在系里一花独秀的吕先生上课并无轰动效应，他素所服膺乐道的郑许乾嘉之学，我们这些今世之郢中人，甚觉隔膜且茫然。学生满脸怠色，吕先生倒神态自若，似乎习惯了这百呼而无一应的冷漠。然而他也并不坦然，博大精深的国学岂能后继无人！以石击水不见浪花，就退而求其涟漪吧。吕先生小心翼翼地向我们发出信号，说于训诂学有兴趣者可找他一谈。自然是应着了了，惟有我和耿兄。吕先生大喜过望地接待了我们这两位门外汉，让烟劝茶，宽阔的额头亮晶晶的。他的书房可真不小，两壁书架充栋，少说也有万卷藏书吧。案上也摊满了书，文稿堆叠，紫纱茶壶、玻璃酒杯陪侍一边。坐拥书城，诗酒自得，大有苏子美之风，无处不在的脱俗之气熏得我们神魂颠倒。而我们扒开书报侧坐的破沙发却扶手盈尘，想来吕先生一向少有客访。满目白丁而鸿儒不至，独处陋室，青灯青史，吕先生不无的孤寂之感也许随了指间的袅袅青烟化为思古之幽情了吧。

此后足足有两年，我便每周一次地到这间书屋来问学。

也许是浸淫经史太久吧，吕先生身上的“古气”很浓重，连教学方法也不脱传统经师的路子。我每次登门问学，他照例是“来，坐。”抽出一本书递过来，“读一读。” 于是《〈说文解字〉研究》、《训诂学》、《古籍校勘法》、《清代学术概论》之类便联翩而来，于是便捧回去读 。读得愤悱搔首，虔然只待开讲，然而却终也不见有甘霖降。于是便喃喃问疑，吕先生仿佛恍然大悟似的，眼珠往上一轮，“哦，在这本书里。”第 几章第几页，手指点着又递过来了。这不言之教持续了一段时间，我才算渐悟其道，由怯生生而如鱼得水了。吕先生用传统教法，意在引人升堂入室，至于百官之富，宗庙之美，那就自己去尽情领略吧。他以为曲径通幽，非亲临其境者，则不足与言桃源之妙也。而首要的是能走进去，这却只能引而不能代了。

吕先生不善言辞而又最精言辞，记得入大学第一次考试，吕先生作为系主任亲临教室训导，劈头隋唐如何如何，大家静静听下去，原来是中国考试制度源远流长，考风严谨出了很多英才云云。这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总算明白了。可奇的是由古及今要卒章显志振臂一呼的时候，吕先生戛然而止，转身在黑板上挥洒出一长串英文，扶扶眼镜，说：“我想同学们正该如此吧。”走了。教室里一片嘘声。吕先生的大言稀声只在说的一面，至于笔下，真乃山花烂漫，风光一派锦绣。作为古典语文专家，其根基之深厚，识见之精湛，在当代是一流的。这里姑举一事。唐宋时有“学识如何观点书”的习语，今人多误以“点书”为断句标点，引来引去，意在证明整理古籍的不易。吕先生求本溯源，引经据典，将“点书”的原义详加剖析，言之凿凿，无可争辩，令人耳目一新。文史专家傅璇综先生撰文称“新奇可喜”，语言学大师吕淑湘老致函“甚佩博洽”，一时传为佳话。这篇文稿我曾誊过一遍，看到吕先生难得的微笑，我问：“老师，别人一知半解的东西，您怎么就了如指掌呢”吕先生只是淡淡地说：“处处留心皆学问。吕淑老博学，我何能望其项背！”两代学者的虚怀若谷令我感叹不已，但看吕先生穷年累月手不释卷，所谓有真知灼见，不是尽在不言中吗？

学业未成我却不得不离开老师，到某地一所中学任教了。依依难舍中更有深深的愧疚——-终因不才而未能跨入研究院的大门。也许吕先生对我本无所望吧，我自知实在是宰予一流人物。然而谈到来日，吕先生默然良久，说：“不过也不怕。我也是中学教师半路出家的，大学学俄语，工作用英语，三十九岁读研究生，搞的又是古汉语。路是靠自己走下去的！”

别了，别了，可亲可敬的吕先生，还有满室生香令人留恋忘返的书屋。一晃数年过去，一事无成，学问之于我已杳如黄鹤。好梦难圆，可又能怨得了谁呢？每念及此，便懊悔不已。年年落魄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现在，虽不时会想起吕先生，却连叩门一探的勇气都没有了。吕先生，您还好么？您转来得新著我收到了。劳逸结合，您要多保重啊。

闲时杂览，竟碰到三个叫广平，两个叫唐伯虎的，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而且更巧的是，除了字面，还有其它值得玩味或深思的东西，因缀玉屑，聊助清谈。所谓三广平，我们只能谈两个，另一个，因为影子模糊，其任务就是充数。两伯虎则现身说法，一个也不放过，至于二者之间，若不是我的一位近亲，其实也并无什么关系。如此说来，三广平缩水，谈两个，两伯虎却膨胀，谈三个。世上的事有时就这么怪，这也叫巧。
我爱读鲁迅，为其文笔雄健，思想深邃，大有老杜沉郁顿挫之风。爱屋及乌，当然也就对其夫人熟悉，佩服她红颜而有须眉气，敢决断，有魄力。对鲁迅，由师事，仰慕，而追，深夜窗下对坐，捉住人家的手，一举将这位文坛猛将的怯懦，自卑，男人意志和师道尊严击溃，搞得大先生只好说：“你胜利了！”这须眉气多一半来自天之生人，少一半来自所谓“君子当自强不息”。证据很多，其文其传俱在，兹不赘述。我舍大取小，或曰舍彰取幽，是因为，单看她的名字，也可得些蛛丝马迹。
　　这位周夫人姓许名广平，字景宋。名和字出自谁手，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倘若是这位新女性自拟，某以为，则大有意思。昔世名、字并重，且颇有讲究，譬如，张飞，字翼德；诸葛亮，字孔明；还有杜甫，“甫”是美男子，所以取字“子美”；仲由，“由”是田间南北向之路，故取字“子路”，等等，举不胜举，反正名与字意义相连，几乎没有例外。且说许广平，她的字与名有何关联，早年我一直莫名其妙。后来杂览，读史，司马温公的大着里载有两位“广平”，一位，白广平，南朝人，武将；另一位，唐初则天朝贤相，史称“姚宋”的宋景。新旧唐书都不记其字，只说他祖籍广平，后被封为广平郡公，世人也就以此称之。那么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许广平是因为景仰宋景而取名广平的。小女子而景仰大政治家，此其志不在小，一也；二则，宋景为人“耿介有大节，好学，工文辞”，生活俭朴，时人慕为“广平之风”，这一点也足以让我们对许广平的立身风范平添一种敬意。宋景的大节是刚正，身为小小的御史中丞，顶撞武则天，硬是将宠臣张易之下狱，“激于大义，虽死不悔。”许广平无官位，当然不会有类似的壮举，然其做人也刚硬，先是抗日本人的大狱，后是于六十年代初斥责冯雪峰顾重周作人：“他又不是律师，谈话还按点给钱！”也分明让我们看到宋景的流风余韵。
　　许广平之似宋广平，是人生精华的流转，美的一脉相承。大致说来，这种穿越时空的呼应，感叹于老天的成人之美，多少能让人于嘈杂的长日里发一点思古、慕古之幽情；而说到两“伯虎”，则仿佛生吃螃蟹，搅乱了肠肚，因为老天现出了其阴阳脸的另一面，恶作剧搞个不够，让一拨一拨的人物吃尽苦头，而且行迹惊人的相似，简直无法不令人感慨老天的居心，让人于往事不敢回首了。
　　两伯虎的人生际遇，托老天爷的福，在我的大舅王化山身上打下了恐怖恶浊的烙印。
　　王公上世纪末作古，生前为一落魄的民间画师，受尽磨难，却卑微无名。他工工笔花鸟，爱牡丹，尤喜作喜鹊登枝；书学柳，劲峭中有朴厚气，耐看。因其先人是富家翁，他从九岁时便成了人下人，上不得学，成不得家，年进弱冠即流浪江湖，后寓居晋中，走乡串户作壁画，以卖艺为生。他比较喜欢唐伯虎及齐白石，说唐的笔法奇在以不似写似。他曾滔滔地给我讲过，可惜我其时尚幼，不懂，但印象深刻，至今还记得他连比划带讲，唾沫星缤纷，一脸的深奥，郑重，得意和遗憾。他为人豪爽痛快，健谈，而且能苦中作乐。大冬天，衣裳破败不抵风寒，在瑟瑟中见到我，依然谈笑风声。他吃过什么苦，吃过多少苦，我说不清楚，不过由两件事可见一斑。一是一九八二年春我母亲孝敬外祖母一只烧鸡，他碰巧自晋中归来，吃一嘴，慨叹妙不可言，因为是平生四十二年来第一次。二是他潦倒至五十六岁，卜了一卦，大喜，深信不疑，对我说：“人家说到六十，我的运气就转过来了，快了，有盼头了！”彼时他正喝了一点酒，红光满面，双睛溢彩，直如吉星高照、运交华盖一般。谁成想，三年之后，他竟命赴黄泉，享年五十九岁。一辈子，一黑到底，连一丝幸运之光都不曾照临到头上，不说老天有意捉弄痴心汉吧，命运的流年也总归是太单调平乏了。

　　他所喜欢的唐伯虎，为明中期书画家，此人负天纵之才，自脱胎成器便声震天下，而且是雅俗共赏。诗文书画不同凡响，不用说了，有什么“吴中四才子”，“明四家”之类口碑为证，这是雅；俗呢，都知道他追秋香，点秋香，轰动大江南北，至今仍流布众口，是令怀才而不遇者津齿生香的佳话。才子风流，美人多情，艳遇终成艳福，真真是妙不可言。不过，据说唐公的诗中描写内人，有“大脚黑婆娘”之句。说的是秋香么？假如不是谦辞伪饰或有意耸人听闻，这有点杀风景的模样，倒可以让我们想见他的生活的某些残迹败象。世人尽知唐伯虎风流风光的一面，而不怎么知其凄凄惶惶的一面。我们不妨多谈一两句。
　　早年，此公自负高才，欲以功名命世，二十九岁中应天府乡试第一，踌躇满志，有诗为证：“秋月攀仙桂，春风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接下来的京华会试却栽了个大跟头，受科场舞弊案的牵连下狱，身败名裂。本来要成为人上人的，结果背道而驰，成了阶下囚。这样的反差，个中滋味如何，诸君不妨体会一下。科举的光明大道走不成了，人还得活着，只好筑室桃花坞，以卖画为生。卖画，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大名人，必定门前人头攒动，挤着喊着“给我来一张”，而是一向冷落，无人来买，其诗曰：“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以至于“风雨浃旬，厨烟不继”，生计艰难到“春掇桑葚，秋有橡实，余者不迨，则寄口浮屠，日愿一餐，盖不谋其夕”的地步。那么，其人生的第二个理想，——作一介布衣之侠，出言足以抗世，施惠足以庇人，——也不得不悄悄撤销了，因为，他不说我们也知道，饿汉与大侠实在是有些距离。他还有第三个人生大愿么？曰有，准备仿效司马迁，发愤著述，成一家之言。结果呢，照样是胎死腹中。还有第四，第五，第六么？或许有吧。然而看他晚年的诗，“此生甘分老吴阊，宠辱都无剩有狂”，“落魄迂疏自可怜，棋为日月酒为天……多愁多恨多伤寿，且酌深杯看月圆”，颓唐之气弥漫，几乎是虽生犹死了。
　　古人说，聪明，才也；苦乐，境也。在有些人身上，才帮不了境的忙，仿佛捧着金碗喝糊糊，不但自个儿委屈，别人瞅着也别扭。然而谁也无能为力，只能瞪眼看着他们蹲在自家屋檐下，一碗一碗喝着人生的苦汤。
　　因仰慕唐伯虎的才华而于人生之途步其后尘，这，无论如何是我的舅公所不曾料到的。不过，更让他预料不到的是，相隔八百年，他做了一个和另一位唐伯虎如出一辙的梦。
　　这另一位唐伯虎，人所罕知，乃北宋中期人，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同乡苏轼和一个较有名的胞弟唐庚。唐庚善属文，标格甚高，对同里同时的文坛大腕东坡居士看不上眼，作了两卷瑕瑜参半的《三国杂事》和二十四卷欲与人“角力争雄”的诗文。这是题外话，不赘。且说这位唐伯虎，《宋史》有传，着重记他一段奇梦因缘：
元佑三年，其父游泸南，伯虎兄弟居母丧于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梦收父书，发之，得‘亟来’二字，吾父得无他乎？吾心动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趋泸南。”庚未及应，伯虎奋曰：“吾决矣！”起裹粮，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涨，声摇数十里，客舟皆舣岸不敢动。伯虎彷徨堤上，有渔者持小艇系港中，啖以厚利，不许。伯虎超入艇中，叱仆夫解维，渔者不得已，从之。二日半至泸南，父果病甚，见伯虎，大惊，问其故，具告之。父叹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间，伯虎具舟侍父以归。居数日，疾复作，遂卒。
我舅公的梦缘没有这么惊险，只是奇巧相似。一九六一年中秋前夕，外祖父急病不起，二舅尚小，大舅此时正逃难于黑龙江。江山三千里，信息无由可达，全家人急得团团转。八月十四，大舅仿佛从天而降，忽然到家了，问，只说“我知道”，早已泣不成声。绵延至翌日，外祖父晏驾。难道和唐伯虎一样，真是冥冥之中“天告汝也”？我不信神，也解释不了，只能说，怪哉！
唐伯虎为人做官，一辈子体面而顺畅，得天之佑以尽人伦大孝，是锦上添花的好事。《宋史》用传奇法大书其梦缘，居心浅露，无非是说下民而得天之佑，感激老天有眼的。而就大舅来说呢，得天之佑，这辈子，似乎就这一次，也确乎就这一次，若因此而诚惶诚恐，望空拜谢，实在也叫人有些为难。因为人生百年，死就死了，无非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而为生者着想，好不容易逃出去了，再折腾他回来受罪，是佑他还是害他呢？天这东西，怎么说呢，窦娥骂它“不分好歹”、“错勘贤愚”，虽然文绉绉，倒也令人解气。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怨它，骂它，又有何用。倒不如趁早揭竿而起，和它斗起来，套用陈胜王的话就是，今顺也死，逆也死，等死，死逆可乎？大舅平生倒霉，原其失，殆为过分信天，逆来顺受，不能拍案而起，痴心于天生我才必有用也。
大舅有点旧学底子，爱读水浒及柳宗元，写信，有时引缀几句诗。我父亲文化不高，一点私塾加高小肄业，弄不明白，说“写信还用诗”，言下有嫌其有才而不会大用之意。不过，大舅经年累月为生计奔波，决不可能像我一样坐拥书城，漫览史部。假如他在世时读到有关前后唐伯虎的文章，获悉自己和这两位名见于经传的人物的点滴因缘，该作何感想，是大哭，还是大笑呢？想来是大哭又大笑，大笑又大哭吧。反正，我是曾为之痛洒一把悲叹之泪的。